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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扬州走出的藏书大家周叔弢 不负藏书不负卿

从扬州走出的藏书大家周叔弢 不负藏书不负卿


绘图 沈江江


字如其人。周叔弢先生的字淡而雅,端而不泥,书卷气十足,颇见功底,91岁时书赠黄裳先生的一幅诗轴用笔沉稳洒脱,宁静从容送至笔端,尤具东坡意蕴。翻阅周叔弢的信函,“珠还”“还珠合浦”的词语屡屡见诸其笔下,其时他是否想到汉代那位自清高洁、治理有方的孟尝,我们无从得知,但从那不计工拙顾盼有情的笔迹和词句中,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他对国家的赤诚和对书籍的挚爱,堪与古人比肩。

周叔弢原名明扬,后改名暹,字叔弢,晚年自号弢翁。他是从扬州走出的藏书大家。

    捐书献书不遗余力

1947年,故宫发现宋代抚州本《群经音辨》首末二册,又发现宋代《左传》自第三卷以下各卷,周叔弢得知后,从自己藏书中检出《群经音辨》中册和《左传》前两卷,都是宋本上品,写信给时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赵万里先生,“然为剑合珠还计,不应再自秘惜。”书献故宫博物院,二书得以配齐,他高兴地说,“书之幸亦暹之幸也。此等事非寻常交易,岂可言钱,更不能计多寡。”

1951年,国立北京图书馆(国家图书馆前身)举办了一场展览,特殊之处在于展品中的《永乐大典》11册,系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移赠。《永乐大典》由明代大才子解缙等人编纂,11095册,3.7亿字,被誉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百科全书。皇皇巨著,劫难重重,到民国仅存400多册,每一册都弥足珍贵。看到报道,周叔弢先生喜不自禁,伏案疾书,“仆旧藏《永乐大典》一册(杭字韵卷7602至7603),谨愿捐献……还珠合浦,化私为公,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。”

解放后,他先后4次大规模将藏书捐给国家。1952年,向北京图书馆捐献宋、元、明刻本、精校本715种共2672册;1954年,向南开大学图书馆捐献中外文图书、杂志3500多册;1955年,向天津图书馆捐献古籍3100多种共22600多册;1982年,向天津图书馆捐献1800多种9100多册。数量之丰,刻印之精,版本之珍,蔚为大观,令人惊叹!

其1952年所捐藏书中的宋朝鹤林于氏刻《左传》,原书共30卷,他藏有28卷,全部捐献。后来,当他听说华东文管会收到一卷后,立刻致函当时上海市负责人陈毅,建议无条件拨归北京图书馆,“合浦珠还,功德无量”。信是硬笔所写,开始一笔一画,后来连笔较多,珠还的“还”误作“环”,笔尖疾走,不计工拙,平日里的认真谨严,这时全变成迫切焦虑。陈毅收信后,随即作出安排。数日后,此书被送往北京图书馆。

1980年,为庆祝周叔弢90寿辰,北京图书馆将周叔弢为藏书亲作的题识辑为《弢翁藏书题识》,天津图书馆也编订了《周叔弢先生捐赠藏书目录》,周叔弢无比欣慰,“回想自己在七十多年的藏书生涯中,常为搜求到一本好书而感到其乐无穷,如今我为这些书籍,来自于人民,又归之于人民,得到了最好的归属、最好的主人,无限欢快,非昔日之情可比拟。”藏之于己,献之于国,这是何等的胸怀;化私为公,造福于民,这又是何等的情怀! 

    购书藏书呕心沥血

对于周叔弢而言,捐献这些书,并不是一个轻易的决定。

周叔弢兴办实业,其收益几乎全用在书上。那册宋版《陶靖节先生诗》他花了4000元,折合时价达面粉4000余袋,堪称天价;那册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(卷一),他花了一两黄金;那册宋刻本《经典释文》(卷七),他更是花了二两黄金……他早期收藏的元树台岳氏本《左传》为古籍精品,一直缺一卷。搜寻十数载后,方找到藏家,但洽谈多次未果,不得已请朋友以无意提及的方式代购,几经周折,终使此书团聚。

周叔弢藏书,更有强烈的爱国情怀驱使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日本人加紧搜寻我国佳刊秘籍。其中海内孤本北宋刻《通典》有着较高的文物价值、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,日本书商购得后开价奇高,他多方筹措不得。后来该书被运回日本,定为“国宝”,无法回归,“今者边氛益亟,日蹙地奚止百里,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,余及惜此故纸,不使沦于异域,书生之见亦浅矣,恐人将笑我痴绝而无以自解也。”数十年后再读此语,我们仍仿佛看到他长夜难眠,在书房里静默无语,吁叹不已。

这样一位嗜书如命的人,也曾挥泪卖书。1942年,国难当头,家计难以维持,他迫不得已转让明版书百数十部给好友。这些书,他曾编写《自庄严堪明版书目》,对每部书的纸张、版式、字体、刻工姓名、目录、收藏印章乃至题跋等等全部记录,无一遗漏。百余部书,他用小行书足足写了八行笺70页整。临别前,他在书目标题下写下五个字“壬午鬻书记”。卖书所得,原为家庭生活,此时正有人转售宋余仁仲万卷堂刊《礼记》二十卷,机会难得,他“不遑复计衣食”,拿到钱后急忙赶去,唯恐错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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